古代扬州海外交通图

　　该书作者、年逾八旬的扬大退休教授朱江称，两千多年的丝路历史中，扬州曾经持续称霸750多年，占据其三分之一的时间。“南海一号”如果经过扬州，很有可能停泊扬州西岸的真州沿岸，船上乘客可能就借宿在扬州城中专门接待外国使节、留学僧人和商人的“招贤乡”里。

　　扬州海港见证古城兴衰变迁史

　　沧海桑田是对扬州最好的描述，扬州港兴起于东晋，称霸于唐宋元，没落于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扬州》清晰地勾勒出了这段历史轨迹。

　　东晋时期我国高僧法显，从印度回国途中，突遇大风，漂流至山东半岛再航行来扬州，法显归国的路程比原先多出了1300多海里，无意中把海上丝绸之路东端的终点从广州沿海拉到了山东海岸。由此，从山东半岛南下以及从境外经广东北上的货船，必须经过当时的扬州港。无数这样的意外为中古世纪扬州海港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到了唐朝，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极盛时期。此时的扬州处于长江出海口，有着适宜于海运的条件，通过运河南下的船只可以由江南运河直达杭州，西向可以溯江而至湘鄂，或是沿着淮南运河北上直抵洛阳和长安，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是理想的财货集散地及中转市场。因此在扬州城中不仅有大食国人，还有婆罗门人、昆仑人、占婆国人以及日本、新罗、高丽等国人。

　　宋时期，因为兵乱，扬州赖以繁荣的国际国内运输和贸易，以及手工业和金融市场日渐衰落，但是依旧没有丧失对内与对外交通的枢纽地位。宋代兴起的真州港口，实际上是扬州口岸的一个组成部分，依旧有不少朝鲜人和阿拉伯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直接航行到扬州港口，而后沿运河北上，或溯江西去湘鄂。

　　随着元王朝用兵东南，一度沉寂的海上丝绸之路又活跃起来，来自意大利和阿拉伯等国家的外国人纷纷来到中国。扬州成为他们北上大都，或南下航海的必经港口。其中许多人或是在这里从军，或是在政府做官，或是从事贸易活动，或是传播宗教，还有不少人永久居留在扬州。

　　明清时期，因为扬子江心的马驮沙与江北并岸，长江河口日益东移，往日与海外交通的港口位置，逐渐被江阴和华亭所取代，但尚未完全失去海外交通的地位。在整个明朝，扬州卫指挥使负有巡海的任务。清朝随着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海上丝绸之路名存实亡，扬州和海外的交通空前冷落，除了和琉球国外，其他的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唐设“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

　　在扬州海运的鼎盛时期，唐代牛党首领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兼任“市舶使”。“市舶使”职能和现代海关相似，是一个掌管出入中国海港的外国船舶和征收关税、收购政府专卖物品、管理来华外商贸易的专设机构。

　　除了在扬设立“市舶使”外，还专门设立接待外国宾客的“招贤观”，以及接待往返旅客和来宾的“宜陵馆”、“广陵馆”、“平桥馆”、“水馆”等。到了“南海一号”出航的南宋时期，在这里设立了“招贤乡”，接待外国使节、留学僧人和商人，并且一直持续到明清。

　　有专家分析，“南海一号”考古发掘中出水的大量瓷器、金器、漆器表明，这艘船最有可能是从中国境内开往西亚、波斯湾等地区的货船，按照当时的习惯，“南海一号”极有可能停靠扬州。那满载金银的中国富商及外国客商，可能就在扬州城中的“招贤乡”借宿。

　　资料显示，扬州还是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货物集散中心。在扬州有长达十里的市街，设有管理市场的“旗亭”。有许多的“商胡”与“藩客”在长街上开设“胡店”与“波斯邸”，出卖香药和珠宝。扬州不仅自己汇集南北货物，其自身造船业、手工业也十分发达。在众多考古发现中，曾经挖掘出的唐代海船，大多数是扬州产的。除了造船业，扬州的陶瓷、药物、铜器、丝绸同样远销海外。特别是扬州铜镜，以其铸造之好、价格之高，成为大食与波斯等国王室与臣民向往的稀世之宝。

　　千年古寺见证扬州的海上霸主地位

　　如今还屹立在盐阜路边的天宁寺，很少有人知道它与扬州海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天宁寺是为了纪念尼泊尔高僧佛驮跋陀罗在扬州翻译一部长达六十卷的《大方广佛华严经》而得名。明朝嘉靖年间的《惟扬志》记载了东晋时期，佛驮跋陀罗在扬州译经的故事。右将军褚叔度请司空谢安把他家的别墅即译经处捐献出来，改建为寺院。后世将这座佛寺称为“华严道场”，而寺院的故址就在今天天宁寺所在的地方。佛驮跋陀罗成为第一个来扬州的外国人，并且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扬州的。

　　除了历史传说，在东亚、东南亚和西亚一带发现的唐三彩从侧面印证了扬州港的大港地位。因为除了少部分唐三彩从陆上丝绸之路流传到西方外，相当大部分是通过扬州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流传到东亚与西亚各国的。上个世纪，扬州考古工作者在石塔路北侧学文庙旧址、文化宫内，旧城仓巷旧址、盐漕察院、原扬州师范学院教学楼前等地发现了大批的唐代三彩器皿，多为实用器皿，或艺术品与玩具，未见或者少见殉葬品。这些迹象都表明，这些唐三彩是作为商品，直接运输到扬州，或者本地销售或者远销海外。唐代的扬州是唐三彩的最大出口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