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朱德松老人 李平 摄

　　5月 22日，火辣辣的日头下，大仪镇杭集村林业组，一小块庄稼地里，朱德松躬下身，颤颤巍巍地点着豆子。时不时地扭过头，望望不远处的乱坟滩。

　　乱坟滩约在500米外，曾经埋着两位新四军战士。遵照父母的嘱咐，朱德松守墓65年。去年底，两位士兵的遗骸被迁到了仪征烈士陵园，在30公里外。

　　不能上坟烧纸，也不能“说说话”了，朱德松有些失落。

　　“做了好事，给了你多少钱啊？”见朱德松叹息，就有村民逗他。事实上，已经80岁的朱德松，还得为生计劳作。

　　两个新四军牺牲

　　“过兵了。孩子，你快回家吧！”一位新四军首长的话，朱德松至今记得。1942年农历三月十九，上午约11点，朱德松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当时，新四军是从湾头一带过来的，要向天长方向转移。”周树朋回忆，部队的行军路线是，绕过甘泉和大仪的日军据点，从杭集的乡村小路向西北进发。

　　周树朋，今年83岁，杭集村大康营组村民。“那天上午，新四军来到大康营休整。我家住进了几个战士。到了中午，战士们生火煮饭。突然，枪响了。鬼子来了。饭还没来得及吃，战士们全冲了出去。”

　　“枪声是从东南方向传来的。先是甘泉的鬼子来了，后有大仪的鬼子赶来，都带着伪军。新四军的大部队朝西北方向转移，留下小部分人掩护。”朱德松说，战斗很激烈，没人敢出门。“战斗结束后，地上的子弹壳子收集起来，足足有一笆头。”

　　晚上，朱德松的父亲从大仪回来，对一家人说，土墩子那里死了两个新四军战士，没人收尸。

　　“我妈妈说，新四军好呢，到了老百姓家，就借住在堂屋，从不进人家房间，连走的时候，还要叫人家查点，看少没少东西。”朱德松说，那时，在村里，他们家算富裕的，所以鬼子常到他们家勒索，还打过妈妈两个嘴巴。

　　于是，一家人想把两个战士埋了。

　　“我跟着去安葬”

　　第二天，农历三月二十，大雾天。

　　朱德松的大哥朱德朝拿着绳子和扁担，朝土墩子方向摸过去。朱德松也跟着去了。

　　到了土墩子，正站着一个人，叫陈如和，也是杭集村民。地上躺着一名战士，身穿新四军灰军服，腿上扎着蓝色绑腿。

　　“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仰着脸，上衣敞开，肚子上有一个枪眼，流了一大滩血，绑腿都被染红了。”

　　朱德朝在前，陈如和在后，两人抬着遗体，朝不远处的乱坟滩走去。途中，战士的鞋掉了，“我赶紧上去，帮他穿起来。”

　　放下遗体，又去找另一个战士。在相距200多米的田里，找到了第二个战士的遗体。两具遗体被抬到了一处。接着，挖了一个坑，下面铺了一层草，把两个战士放下去，上面又铺了一层草，很简单地埋了。“怕鬼子发现，没敢给他们立碑。”

　　“下葬前，从两个战士身上，大哥找到了他们的笔记本。这才知道，一个姓肖，一个姓蔡，都是金湖人，是新四军罗炳辉的部队。”

　　“伢子，今后，清明的时候，给人家上上坟，逢年过节，给祖宗烧纸钱，也要给人家带一份。”妈妈的嘱咐，从此铭刻在朱德松的心中。

　　14岁开始“守墓”

　　每年清明，修坟，上坟，就成了朱德松的“家事”。开始“守坟”的那年，朱德松才14岁。

　　20岁时，朱德松结了婚，把这事告诉了妻子。“真可怜，等有了孩子，让孩子也去坟上磕磕头。”妻子说。

　　大儿子7岁时，就跟着朱德松上坟了，除杂草，给坟头“戴帽子”。儿子在一旁烧纸，磕头，朱德松就陪着两个战士“说说话”。 朱德松有三个儿子，先后都跟着上坟祭拜，听新四军的战斗故事。

　　除了清明，大冬，七月半，这些祭拜祖宗的日子里，对两名烈士，朱德松必定像对待自家先人一样，举行祭拜仪式。

　　到了“入社”的时候，每逢清明，附近的学校开始组织学生去祭奠。朱德松很欣慰，后人可以一代一代记住两个烈士了。可到了文革，烈士的坟墓被毁了。朱德松偷偷跑去做了记号，后来，就像鸟儿筑巢一般，一年一年地垒出个坟头。

　　“过去，我家有些地，被划成了地主。我就是地主子女，不敢把弄坟的事往外说。”朱德松害怕别人怀疑他有什么企图。

　　坟墓旁是一块荒地。朱德松开荒种起了芝麻，“带着看看坟。”大哥朱德朝走了，陈如和也去了，又因坟墓被毁过，烈士坟墓渐渐在杭集人的记忆中淡去。

　　无偿“守墓”65年

　　2007年8月，朱德松为烈士守墓的事，被一个名叫吴文镇的人挖了出来。

　　“你经常写新闻，这儿有个大新闻，怎么不写写呢！”告诉吴文镇的，是一帮正在闲聊的村民。

　　此后，吴文镇便开始了调查。“我查了资料发现，65年前的那场战斗，确信无疑。可那两个战士葬在哪呢？”吴文镇顺藤摸瓜，找到了朱德松，“调查了两个多月，问了10多个人，终于得到了证实。”

　　去年11月，政府有关部门决定，将烈士墓搬进仪征市革命烈士陵园。“挖墓前，有人担心，如果挖不到烈士遗骸，就闹出大笑话了。哪晓得，才挖了1米多深，就挖到了。”吴文镇觉得，60多年过去了，如果朱德松马虎一点，很可能就找不到了。

　　“做了这么好的事，给了你多少钱啊？”迁墓时有村民问。朱德松说：“今年快过年的时候，拿到了300块钱。”

　　这笔钱，对朱德松而言，可是不小的数目。朱德松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患重病开刀，没了劳动能力，大儿媳已经去世；三儿子去年因病死了；二儿子留给他8分地，成了生活的唯一来源。现在，朱德松夫妇住在一间约20平方米的房子里，点一张25瓦的电灯，“吃晚饭也常常不开灯，两年用了230度电。”

　　烈士墓搬走了，但祭奠先人的时候，朱德松给两个烈士带一份，“就在自家门口，烧烧纸，告诉两个老兵，‘这是你们的钱’。”

　　“守墓是不该要报酬的，但老人过得那么难，为什么不能给些照顾呢？”在村民们眼里，做好事就该有好报。